“不信任慕尤丁动议”获得国会下议院议长阿里夫接纳后，使即将在5月18召开的一日国会更受瞩目。宪法专家阿兹巴里指出，不信任首相动议即使顺利在国会通过，也并不意味着国会即将解散。
阿兹巴里（Abdul Aziz Bari）昨天撰文指出，英国首相一旦无法在国会通过信任动议，则必须向英女皇寻求解散国会。
尽管如此，他说，这样的情况未必会在马来西亚发生。
他说，最近一次的英国惯例，要属时任英国首相约翰梅杰（John Major）在1992年，向国会提呈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（Treaty of Maastricht，又称《欧洲联盟条约》动议，最终却遭到同一阵营的国会议员否决。
根据阿兹巴里，约翰梅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稳后，随即在国会下议院提出对自己的信任动议；所幸，他最后获得多数国会议员，包括之前背弃他的同僚的回流支持。
他说，当时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正值盛期，而约翰梅杰隶属的保守党也清楚地了解到，信任动议遭到否决实际上也意味着失去政权。
“事后证明，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，布莱尔与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。”
阿兹巴里是前霹雳行政议员兼行动党德彬丁宜州议员。
元首可裁量是否解散国会
阿兹巴里说，马来西亚虽然同样奉行西敏寺议会制度，而且从英国继承了“首相若失去议会大多数支持即须离任”的宪政惯例，但“动议否决和解散国会之间，并没有清楚的关联。”
接着，他引述联邦宪法数项条文说明，虽然宪法看似赋权予国家元首委任首相和解散国会，但元首在这两件事上所获得的“裁量权”（discretion），并不全然相同。
“事实上，若仔细阅读联邦宪法第43（4）条文，这项条文似乎提出，解散国会得交由国家元首决定，而即将离职的首相只能提出要求。”
“当然，这与宪法第40（2）（b）条文一致，即赋予国家元首权力，拒绝解散国会的要求。”
他说，虽然宪法的第40（2）（a）和第43（2）（a）条文也提到国家元首在委任首相一事上具有“裁量权”，但攸关解散国会的”裁量权“与前者“略微不同”，其权限更为绝对。
“有人可能会说，从事情的性质和影响来看，它（裁量权）是更绝对的。”
元首做裁量必须听取劝告
阿兹巴里指出，根据李德制宪委员会（Reid Commission）报告建议，国家元首应该获得授权，按照当前局势以及英联邦过去百年经验来评估是否批准解散国会。
“话虽如此，国家元首必须牢记，他全程必须要有一个政府给予劝告。”
他补充，这个政府并不一定要通过大选而组成，也可通过现有国会受委。
他说，即使是国会议员本身也未必时时倾向要求重新选举。
“事实上，一旦他们在信任动议上，决定支持哪一边时，他们已然有了想法，想要什么样的首相和政府。”
“虽然如此，这并不意味完全不能解散国会。理由是，人民才是政治治理的最大利害关系者，这意味着要让他们来决定。”
李德制宪委员会（Reid Commission）是在1956年3月，即马来亚独立前夕成立，负责草拟马来亚联合邦宪法。 以英国法官李德为首的委员会在1957年2月完成宪法草案，随后交由联盟和马来统治者在内的工委会检视和提出修改建议。
新的联邦宪法在1957年6月于英国国会通过，并在同年8月于马来亚人民没有公投下生效。不过，新加坡、沙巴和砂拉越后来在1963年加入马来亚后，这份宪法又经过大幅修改。
委任首相实无绝对裁量权
此前，阿兹巴里在另一篇文章提到，宪法第43（2）条文阐明元首有权委任首相，但当中提到的元首“裁量权”（discretion），并不意味可以单凭国家意愿行事。
他指出，在马来西亚，元首是立宪君主，因此，宪法第43（2）（1）提到的元首“裁量权”（discretion），必须放在这样宪政意义下理解。
“这并不等同于我们常见的‘酌量权’用语。多数时候，元首委任首相只是一个形式，因为各政党运作的机制，已经使所谓的裁量权不复存在。”
“与此同时，宪法第43（3）条文清楚说明，行政（政府）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，就像其他议会民主国家一样。法条强调，西敏寺制度下，政府是向国会负责，而非王宫。这也是宪法第43（4）条文的基础，即无法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政府必须下台。”
“第43（5）条文亦表明，首相并非‘在元首的意愿下’任职。”
下议院议长仅接纳二动议
国会将在5月18日复会，国盟原定只开会一天；惟议长阿里夫已接纳刘伟强提出的紧急动议，以让国会辩论是否延长国会天数。
此前，民兴党三脚石国会议员刘伟强透露，民兴党与马哈迪合共提呈4项动议；惟议长阿里夫已驳回两项动议，即民兴党主席沙菲益的“对马哈迪的信任动议”，以及马哈迪的“保留议长动议”。
不过，阿里夫接纳了马哈迪“对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”；以及让国会辩论是否延长国会天数的紧急动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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