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根据马来西亚官员说，纳吉是通过一名中间人获得了博罗代的手机号码，此人受到博罗代的信任，并为纳吉担了保。
《纽约时报》访问的马来西亚官员拒绝透露，这名负责安排第一通电话的中间人是否俄罗斯人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引述跟纳吉办公室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，纳吉与博罗代至少通了两次电话，明确提出三项要求：遇难者遗体、黑匣子和允许调查人员进入坠机现场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称：“纳吉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双方的谈判内容。反对派强烈要求他对反叛分子采取更强硬的立场，甚至他自己的一些顾问也向其施压。”
双方仓促达成协议
该报指出，马来西亚与另一个国家的叛军谈判，已违反外交中的一项不成文规定，如果纳吉谈判失败，并且被公之于众，可能在公众面前陷于尴尬境地，还可能冒犯其他国家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双方的谈判与协议都是在仓促中完成，其中一个迹象是马来西亚国家安全委员会（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Malaysia）的印章出现拼写错误，将“Security”写成了“Sekurity”。
该报补充，马来西亚方的印章是在当地刻制。
在双方签署协议时，我国安全理事会代表莫哈末沙克里（Mohamed Sakri）向博罗代致谢，并称呼他为“阁下”。
“阁下”是用来称呼外国领导或使节的称号。
大马人只关注遗体
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这项称呼让许多乌克兰人感到愤怒，因为博罗代自封是一个脱离了乌克兰的共和国的领导者。
不过，目前只有莫哈末沙克里如此公开称呼博罗代，而纳吉并没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词。
莫纳什大学吉隆坡校区政治学教授詹运豪接受《纽约时报》访问时说：“在这里，人们不关心这笔交易是怎么做成的。他们关心的是送回遗体，这样家人才能得到解脱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