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一黑，位于吉隆坡东姑阿都拉曼路的Alka Ria纺织品批发店关门后，店前的人行道陆续有妇女出现，33岁的妇女诺丽就是其中一人。
诺丽跟其他妈妈一样带着孩子前来，她在最左边靠近铁栏的走道铺下帆布与布质地铺，坐着等待公益组织前来派发食物。
这天刚好是星期天，诺丽让孩子都到后巷，参加社运分子本茨（Benz Ali）开办的街头补习班。
坐了一会儿，诺丽听说距离这400公尺远的美丹端姑（Medan Tuanku）有人在派椰浆饭，她和几名妈妈决定走路过去拿饭。两地只需5分钟的距离。
各个公益组织每晚总不定时在Alka Ria前的人行道派发物品，因此将近晚上8点半，总吸引不少的大人小孩聚集，等待免费食物。
这些大人小孩并非乞丐，也不是流浪者或露宿者，他们是居住在秋杰区的城市赤贫家庭，家户收入介于1000至1500令吉之间。他们当中有本地人也有移工，多数是带着小孩的妈妈——包括诺丽。
诺丽与5名孩子就住在Alka Ria后方不远的一间高脚木屋，那木板搭建而成的简陋屋子就隐藏在几层楼高的学院后面。
生活在高消费城市，这些赤贫家庭必须依赖慈善食物与物品，力削开销。
“快闪”派物真有益？
临近晚上9点，人行道上出现几名青年男女，他们搬着几箱面包与矿泉水，妈妈们见状赶紧排起队来，青年男女派给每人两个面包与一瓶矿泉水，稍一会儿就派完了。
接着，青年们再搬出一袋袋衣服与鞋子放在地上，妈妈们再带着孩子排起队来，准备领取衣物。不过，这些青年男女转头就离开，把衣物留在地上。
这时，一名妈妈自行当起派发者，她把衣服鞋子整齐排在地上，再一一询问谁要，妈妈们也有秩序地选择适合孩子的衣物。
这样的情景在入夜后的秋杰区街头经常可见，各式各样的个人与组织不时以“快闪方式”前来派发食物与衣物，一些甚至放下物品后就离开。
对于这种快闪式救济现象，秋杰区街头书坊（Buku Jalanan Chow Kit）创办人本茨并不以为然。他质疑这种滥发物品予贫户的做法，是否还真有长期助益？
此外，他也认为，未能了解那些赤贫妈妈真正需求，她们缺乏什么、住家环境如何、孩子有何需要等问题下，盲目派物也无疑是一种浪费，也将孳生救济品滥用的问题。
街头书坊开始，与赤贫妈妈们熟络后，本茨通过她们不时的诉苦，了解到她们缺乏尿片或奶粉等，他决定伸援，但在此同时，也要尝试不一样的手法。
作为第一步，本茨搬到秋杰区，于秋杰左路一栋四层楼旧店屋租下一间小房。那里离开Alka Ria只有10多分钟的步行路程。
家乡在吉打的本茨，之前住沙亚南，也在那里经营网络书店。如今他已是全职的社运分子，而网络书店反变其业余工作。
“我的看法是这样，若你要改变一个地方，你不能离那个地方太远。好像有些人住在万宜（Bangi）却大老远跑来秋杰区（帮助穷人），这不合理，为何你不去加影呢？加影及士毛月更多穷人。”
“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办，才能更组织化。”
先从关怀与了解着手
本茨（见图）去年8月开设街头书坊，4个月后，决定伸援赤贫妈妈。他通过之前经营的“Institut Memali”非政府组织，向身边朋友筹集物资。
“补习时会有妈妈问我们有没有尿片及奶粉，我们也想派，但这已超越街头书坊的目的，所以我把它归类为另一个计划，但与街头书坊同步进行。”
他首先做的事是亲近这些赤贫妈妈，收集她们的资料，以期建立起一个数据库，以确认受惠者的真正需求。
“例如你派尿片或鞋子给他们，一些人没有孩子，他们会把尿片与鞋子拿去卖。或者你直接给他一包10公斤的米或一大袋尿片，他也可以拿去卖。”
“所以我们会把米拆开装成每小包1.5公斤后才派给他们，这样他们就无法拿去卖。”
本茨花了好一段时间争取赤贫妈妈们的信任，除了街头书坊和派发物品的星期天晚上，他在其他晚上也会到Alka Ria逛逛，跟这些妇女聊天博感情。
他笑说，互信需要时间经营，不能好像福利局的官员般，一来就要人家把所有资料倾囊相告。
“你不能一来到就问她们住哪里、有没有工作等，这些问题一开始都不应该问。如果她是性服务者，她不可能直接让你知道。她们也是人，不愿丢脸，你必须照顾她们的自尊。”
“所以当我于去年8月为她们的孩子办街头补习班时，我什么也没问。到了12月，当我们决定派发物品时，那些妈妈已愿意向我们展示身份证或护照（移工），这就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性。”
为了更深入了解，本茨更亲自上门拜访，也查核赤贫妈妈的说法。如今，本茨每周都会上门拜访一个家庭，而他手头上已有60至70个赤贫家庭数据，成派发物资的可靠依据。
授魚到授漁的十年计
与其他公益组织有别，本茨也采用了特别设计的派发方式，物资只限白米1.5公斤和沙丁鱼罐头一罐。他更把妈妈们分成A组与B组，限定隔周领取物资。
“本周A组，下周B组，所以一个月下来，她们只能拿到3公斤的米与两罐沙丁鱼。”
除了米与罐头，本茨偶尔也会派尿片给有孩子的妈妈，但每人每次只派约10片。
本茨与同伴每个星期天晚上约10点，补习班进行一半时，才拿出录名簿一一呼喊妈妈的名字，再将物品分发出去。
当晚，轮到A组妈妈领取物品。本茨解释，这么做是为了让她们学会自律，避免养成依赖和贪得无厌的恶习。
“你不能直接要求他们停手不拿，就像有些人不喜欢政府，还是照样拿一马援助金（BRIM）。对我而言，人的索求欲很强，不需要帮助的人也会要求别人帮助他。”
在本茨结束派发物品并收拾好地铺准备离开后巷前，现场来了几辆汽车并停泊在本茨方才走开的位置，接着几名青年下车准备派发物品。这已是当晚第4轮的派发物品。
经过努力，本茨看到收获。“之前我派米时，他们经常吵架，互相指控谁谁上周已领取。但最近一周我们再派时却有剩余，其中一个妈妈当我喊她的名字时，她诚实的说上周已拿了。”
“一些妈妈也会自动说：‘本茨老师，我们没有孩子不需要尿片，只是需要米而已。’她们已开始学会诚实自律，这些都是经由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不能强迫。”
然而，一味的派发物品也不是办法。本茨已有新的构思，希望明年找个空间，设立工作中心（Pusat Operasi），提供赤贫妈妈工作赚钱的机会，例如舂咖啡豆。
“我们会叫她们来这个工作中心，坐在那里摏咖啡豆两个小时，最后我们会把咖啡粉拿去卖，得到的钱就会购买妈妈们需要的物品，例如尿片。”
“这是我们其中的计划，我们要让她们明白，不能一直依赖别人。”
本茨甚至想过，若有人慷慨拨一块土地给他们，他会让那些赤贫家庭在城中耕种那片土地。
本茨对自己的“授魚授漁”计划非常清楚，他更了解到不可能永远帮助这些赤贫家庭，但从他搬入秋杰区那一刻起，他已决定要在这里住下10年。
“我计划在这里住10年，直到我40岁。未来几年我还没计划，但这一两年我已看到自己可以如何做。”
本茨说自己是一个相信时间的人，他认为，做什么事都不能急躁，唯有长时间耕耘才能有所收获。
“当你没坚持要做久，你一来到就要快速解决问题，这样行吗？对我而言，让它（计划）进行久一点没关系。若你教他们直接向政府申请援助金，还不是一下子就花光，所以现在先让他们辛苦一点……”
对于目前所作的一切是否真能解决城市赤贫家庭的问题，本茨说他没有最好的答案，但他认为时间会带来答案。
“你可曾看过欠下大耳窿的人成功还清债？这怎么可能，最终结局可能是孩子去杀掉大耳窿，以解决问题。这就是所谓的环境循环，处在一个受迫环境，难以担保一个人不去打枪或吸毒，我们只能协助他们脱离这样的循环。”
脱贫：可实现的梦想？
也的确，每名坐在Alka Ria人行道上等待食物的赤贫妈妈，各有各自的烦恼。
一些就如本茨口中说的欠大耳窿的钱，一些则是没有稳定的栖身之所，而部分嫁给本地人的移工妈妈，更须烦恼孩子没报生纸，无法上学的问题。
例如来自彭亨的诺丽，她一家就被迫寄人篱下，居住在一名善心老人曼伯（Pak Man）所搭建的简陋木屋中。她当初在Alka Ria等待救济食物时结识了曼伯。
诺丽的丈夫在八打灵一家餐馆打粗工，每月薪水只有900令吉，由于经济拮据，她只能把4名孩子送往秋杰区辅导与关爱学校（Sekolah Bimbingan Jalinan Kasih）接受免费教育。
我后来跟着本茨走访了诺丽的住所。诺丽直言，她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家宅。
但她不禁怨叹，目前太难想象经济能力会有好转的一天，每晚只想到Alka Ria人行道领取救济品，也见见在那里结识的朋友解闷。
至于41岁的诺莱达（Nor Noraida）则是嫁给本地人的印尼妇女，她与丈夫及一名几个月大的孩子就在秋杰区士拉央组屋（Selayang Flat）租下一间房，每月必须支付400令吉租金。
诺莱达的家户收入不算太糟，丈夫在商场当保安员，月薪加津贴约有2300令吉，只是无奈欠下了大耳窿一大笔债，每月须偿还1000多令吉。
“我的丈夫之前替朋友作保，结果欠下大耳窿1万5000令吉。”
她强调，自己之所以会到Alka Ria人行道领取救济，主要是想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。等到哪天还清债务，她也不想再回到那里。
“那里是属于穷人的地方，唯有真正的穷人才可到那等待救济物品。”
今特写 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