焦点
在孟加拉郊区，有一个以马币筑起的村落。这个坐落在Araihazar区的村子风景宜人，郁郁葱葱，与40公里外脱序拥挤的达卡相比，形成两道迥然不同的生活节奏。
虽然如此，载满纺织品的卡车仍会慢慢驶过千疮百孔的道路，激起沙尘滚滚，驶向当地的制衣厂。
在那里，大多数青年不是在这些工厂工作，就是耕耘自家的农地。虽然如此，一名社工马苏达（Masuda Aktar）说，村子的每一个家庭中，至少有一人曾经，正在，或即将到马来西亚工作，并期望他日能带着满箱钞票返乡。
44岁的马苏达是一个名为Ovibashi Karmi Annayan（简称Okup）的移工权益非政府组织工作，但她过去也曾有一个短暂且不堪回首的“马来西亚梦”。
村内大多数成功到马来西亚寻找生计的人，都会将血汗钱寄回乡，为家人筑起色彩缤纷的砖屋。
但马苏达却没如此幸运的际遇，她20年前一度尝试前往马来西亚打拼赚钱，但最终仅止步于梳邦机场，“马来西亚梦”碎落一地。
结婚要求随假文件而来
当时，马苏达（见图）仍是大学生，她一名亲戚告诉她，他在吉隆坡的朋友已为马苏达安排了一份“办公室工作”。这名朋友声称将处理旅游证件，并会托一些返回孟加拉的朋友，转交给马苏达。
这些交到马苏达手上的文件，是一张工作准证，一个经“改头换面”的护照——贴上她的照片，但却是不同的名字，伴之而来的还有一个结婚要求。
在马苏达亲戚不知情下，他的朋友通过一个中间人准备这些文件，而该中介则要马苏达与他结婚，以豁免中介费。
不过，马苏达拒绝了。为了还清这些签证文件的费用，马苏达家人在两天内筹借了12万塔卡（约6000令吉），而她就利用这些伪造文件启程到马来西亚。
用逾期文件过境遭遣返
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初，许多人成功凭着假护照蒙混过关，但不幸的是，马苏达所持的文件已经逾期。
在达卡国际机场，移民局官员一度拒绝让马苏达出境，逼使中介必须为官员付1万2000塔卡（约600令吉），他才放行。
不过，马苏达到了马来西亚，就没有中介行贿协助她过关了，她继而听到将被遣返孟加拉的坏消息。
“我哭了起来。一名移民局官员告诉我，我必须游泳回达卡。但一名女移民局官员坐在我旁边告诉我，‘你受骗了，但我们将协助你回家’。”
赚钱足以建房子起工厂
但马苏达的故事只是村内的个案，不少村民都能成功通过大马关卡，追逐着成为有钱人的梦，为村子起了一间又一间，色彩缤纷的砖屋。
其中一间砖屋，外墙是夺目的碧绿色。马苏达指着它说，“那个家庭的3个孩子，现在都在马来西亚。”
屋子对面是一间洗衣店，店外，一些村民坐在凳上闲话家常。
其中一人是40岁纳兹曼（Nazmun，见图），他瘦而结实，蓄着大胡子，脸上挂着轻松自如的笑容。
纳兹曼曾在马来西亚打拼超过10年，返乡后成家。他在马来西亚所赚的钱，不但足以使他筑起一间鲜艳紫色的砖屋，更能开设一家小工厂。
今天，他卖掉工厂后，享受着退休人生，专注养大两名小孩。
1990年，纳兹曼向招聘代理付3万塔卡（约1500令吉）来到马来西亚，在一家家俬工厂赚取40令吉的日资。他很快就有足够的储蓄寄回家，同时还能缴付在加影锡米山的房租，更能出国旅游。
“我去过泰国，新加坡，香港。你的国家也很美，不是吗？我到过云顶，很多很多地方。”
纳兹曼在受访时，口操马来文，夹带着欢笑。
青年埋怨当地薪资太低
根据Okup职员纳欣（Nasim Ahmed），纳兹曼的成功故事，启发了当地很多年轻人。这些年轻人大多只有中五教育程度，虽然村子接近首都达卡，但他们向往的是遥远的吉隆坡。
一名青年瑟伦（Seron）就说，虽然当地有就业集会，但每个月5000塔卡（约250令吉）的月薪太少了。
瑟伦17岁时，一名男子问他，要否梦想成真？
这名男子声称，他能安排瑟伦，从孟加拉的Cox’s Bazaar海岸乘船到马来西亚，更不必预先付费。
瑟伦只需确保，他在马来西亚有朋友能协助他安顿下来。
“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”
抵达泰国遭走私者勒索
当马来西亚同龄的男孩，忙着谈情说爱和应付大马教育文凭（SPM）考试时，瑟伦（见图）就已和另外300人开始10天的海上之旅，抵达泰国。
谈及在船上的日子，瑟伦显得迟疑。他说，虽然自己并没生病，人口走私者每日也有提供两餐，但“饭量不及碟子的一半”。
“当我们抵步时，他们将我们带进森林的一间屋子。那里有两个人，他们进去后就锁起门。我们进入一间房间，他们锁上另一扇门。然后他们要我们联络我们的家人。”
瑟伦算是幸运的。他家人成功在3天内筹足22万塔卡（约1100万令吉）交给人口贩卖者，以释放瑟伦。他说，那些没在截止日期前给钱的人，则遭痛打。
“他们逐一释放我们，我们越过那片森林。”
他指出，那些成功潜入大马的人，被安置在一间屋子，然后联络他们的朋友。
“你必须确保自己有朋友照应。我联络在吉隆坡的朋友，而他来接我到北海。”
60%入境后找不到工作
Okup组织开始关注到，2013年，即在瑟伦离开后的第二年，海上偷渡的趋势有所增加。改组织的电话热线接到排山倒海的电话，电话的另一端是惊慌失措的偷渡客家属，他们投诉联络不到他们的家人。
根据该组织，在158个投诉电话中，只有13%的家属说，他们的亲人是因为在当地找不到工作才远赴他乡，而大多数人是在当地有工作，他们决定离开寻找更好的工作。
根据该组织的报告，一名偷渡生还者说，“我看到很多人生病。中介就将他们带走了，我之后就没看见他们了。船在大海中央，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报告点出，一些人在路途中死亡，另一些则在过境时被大马当局扣押，而在那些成功进入大马的人中，有60%无法找到工作。
每晚都害怕遭逮捕遣返
尽管瑟伦找到工作，但他在那3年的生活，与难民无异。
白天，他可以安全地在吉隆坡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。
他说，其雇主已经贿赂，确保当局不会逮捕旗下的非法移工。
但到了晚上，瑟伦却不曾好眠，担心着当局何时会搜捕他？何时会遣返他回国？
为了让瑟伦偷渡到马来西亚，他家人付给中介的钱，是纳兹曼20年前飞来马来西亚的十倍。
如果纳兹曼能在两个月内赚回他的偷渡成本，就算瑟伦挨饿露宿街头，也需花1年的时间，才能弥补他偷渡所付出的代价。
付钱为己漂白却再受骗
在Cox’s Bazaar，中介代理法鲁（Faruq）给瑟伦一个马来西亚电话。法鲁说，一旦瑟伦手上有些钱，就应该拨打这通电话，好让他能得到工作准证。
历经1年难以安眠的折腾，瑟伦付了2000令吉予该名男子，好让他能在6P漂白计划下，成为合法移工，但这名男子再也没联络他，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令他决定回去孟加拉。
瑟伦摸上孟加拉最高专员属的大门，取得出境文件，回到孟加拉的Araihazar。他来马来西亚转了一圈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身无分文，失望而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