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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杰夜街头(下):本茨的十年“鱼渔”计划

天一黑,位于吉隆坡东姑阿都拉曼路的Alka Ria纺织品批发店关门后,店前的人行道陆续有妇女出现,33岁的妇女诺丽就是其中一人。

诺丽跟其他妈妈一样带着孩子前来,她在最左边靠近铁栏的走道铺下帆布与布质地铺,坐着等待公益组织前来派发食物。

这天刚好是星期天,诺丽让孩子都到后巷,参加社运分子本茨(Benz Ali)开办的街头补习班。

坐了一会儿,诺丽听说距离这400公尺远的美丹端姑(Medan Tuanku)有人在派椰浆饭,她和几名妈妈决定走路过去拿饭。两地只需5分钟的距离。

各个公益组织每晚总不定时在Alka Ria前的人行道派发物品,因此将近晚上8点半,总吸引不少的大人小孩聚集,等待免费食物。

这些大人小孩并非乞丐,也不是流浪者或露宿者,他们是居住在秋杰区的城市赤贫家庭,家户收入介于1000至1500令吉之间。他们当中有本地人也有移工,多数是带着小孩的妈妈——包括诺丽。

诺丽与5名孩子就住在Alka Ria后方不远的一间高脚木屋,那木板搭建而成的简陋屋子就隐藏在几层楼高的学院后面。

生活在高消费城市,这些赤贫家庭必须依赖慈善食物与物品,力削开销。

“快闪”派物真有益?

临近晚上9点,人行道上出现几名青年男女,他们搬着几箱面包与矿泉水,妈妈们见状赶紧排起队来,青年男女派给每人两个面包与一瓶矿泉水,稍一会儿就派完了。

接着,青年们再搬出一袋袋衣服与鞋子放在地上,妈妈们再带着孩子排起队来,准备领取衣物。不过,这些青年男女转头就离开,把衣物留在地上。

这时,一名妈妈自行当起派发者,她把衣服鞋子整齐排在地上,再一一询问谁要,妈妈们也有秩序地选择适合孩子的衣物。

这样的情景在入夜后的秋杰区街头经常可见,各式各样的个人与组织不时以“快闪方式”前来派发食物与衣物,一些甚至放下物品后就离开。

对于这种快闪式救济现象,秋杰区街头书坊(Buku Jalanan Chow Kit)创办人本茨并不以为然。他质疑这种滥发物品予贫户的做法,是否还真有长期助益?

此外,他也认为,未能了解那些赤贫妈妈真正需求,她们缺乏什么、住家环境如何、孩子有何需要等问题下,盲目派物也无疑是一种浪费,也将孳生救济品滥用的问题。

街头书坊开始,与赤贫妈妈们熟络后,本茨通过她们不时的诉苦,了解到她们缺乏尿片或奶粉等,他决定伸援,但在此同时,也要尝试不一样的手法。

作为第一步,本茨搬到秋杰区,于秋杰左路一栋四层楼旧店屋租下一间小房。那里离开Alka Ria只有10多分钟的步行路程。

家乡在吉打的本茨,之前住沙亚南,也在那里经营网络书店。如今他已是全职的社运分子,而网络书店反变其业余工作。

“我的看法是这样,若你要改变一个地方,你不能离那个地方太远。好像有些人住在万宜(Bangi)却大老远跑来秋杰区(帮助穷人),这不合理,为何你不去加影呢?加影及士毛月更多穷人。”

“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办,才能更组织化。”

先从关怀与了解着手

本茨(见图)去年8月开设街头书坊,4个月后,决定伸援赤贫妈妈。他通过之前经营的“Institut Memali”非政府组织,向身边朋友筹集物资。

“补习时会有妈妈问我们有没有尿片及奶粉,我们也想派,但这已超越街头书坊的目的,所以我把它归类为另一个计划,但与街头书坊同步进行。”

他首先做的事是亲近这些赤贫妈妈,收集她们的资料,以期建立起一个数据库,以确认受惠者的真正需求。

“例如你派尿片或鞋子给他们,一些人没有孩子,他们会把尿片与鞋子拿去卖。或者你直接给他一包10公斤的米或一大袋尿片,他也可以拿去卖。”

“所以我们会把米拆开装成每小包1.5公斤后才派给他们,这样他们就无法拿去卖。”

本茨花了好一段时间争取赤贫妈妈们的信任,除了街头书坊和派发物品的星期天晚上,他在其他晚上也会到Alka Ria逛逛,跟这些妇女聊天博感情。

他笑说,互信需要时间经营,不能好像福利局的官员般,一来就要人家把所有资料倾囊相告。

“你不能一来到就问她们住哪里、有没有工作等,这些问题一开始都不应该问。如果她是性服务者,她不可能直接让你知道。她们也是人,不愿丢脸,你必须照顾她们的自尊。”

“所以当我于去年8月为她们的孩子办街头补习班时,我什么也没问。到了12月,当我们决定派发物品时,那些妈妈已愿意向我们展示身份证或护照(移工),这就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性。”

为了更深入了解,本茨更亲自上门拜访,也查核赤贫妈妈的说法。如今,本茨每周都会上门拜访一个家庭,而他手头上已有60至70个赤贫家庭数据,成派发物资的可靠依据。

授魚到授漁的十年计

与其他公益组织有别,本茨也采用了特别设计的派发方式,物资只限白米1.5公斤和沙丁鱼罐头一罐。他更把妈妈们分成A组与B组,限定隔周领取物资。

“本周A组,下周B组,所以一个月下来,她们只能拿到3公斤的米与两罐沙丁鱼。”

除了米与罐头,本茨偶尔也会派尿片给有孩子的妈妈,但每人每次只派约10片。

本茨与同伴每个星期天晚上约10点,补习班进行一半时,才拿出录名簿一一呼喊妈妈的名字,再将物品分发出去。

当晚,轮到A组妈妈领取物品。本茨解释,这么做是为了让她们学会自律,避免养成依赖和贪得无厌的恶习。

“你不能直接要求他们停手不拿,就像有些人不喜欢政府,还是照样拿一马援助金(BRIM)。对我而言,人的索求欲很强,不需要帮助的人也会要求别人帮助他。”

在本茨结束派发物品并收拾好地铺准备离开后巷前,现场来了几辆汽车并停泊在本茨方才走开的位置,接着几名青年下车准备派发物品。这已是当晚第4轮的派发物品。

经过努力,本茨看到收获。“之前我派米时,他们经常吵架,互相指控谁谁上周已领取。但最近一周我们再派时却有剩余,其中一个妈妈当我喊她的名字时,她诚实的说上周已拿了。”

“一些妈妈也会自动说:‘本茨老师,我们没有孩子不需要尿片,只是需要米而已。’她们已开始学会诚实自律,这些都是经由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,不能强迫。”

然而,一味的派发物品也不是办法。本茨已有新的构思,希望明年找个空间,设立工作中心(Pusat Operasi),提供赤贫妈妈工作赚钱的机会,例如舂咖啡豆。

“我们会叫她们来这个工作中心,坐在那里摏咖啡豆两个小时,最后我们会把咖啡粉拿去卖,得到的钱就会购买妈妈们需要的物品,例如尿片。”

“这是我们其中的计划,我们要让她们明白,不能一直依赖别人。”

本茨甚至想过,若有人慷慨拨一块土地给他们,他会让那些赤贫家庭在城中耕种那片土地。

本茨对自己的“授魚授漁”计划非常清楚,他更了解到不可能永远帮助这些赤贫家庭,但从他搬入秋杰区那一刻起,他已决定要在这里住下10年。

“我计划在这里住10年,直到我40岁。未来几年我还没计划,但这一两年我已看到自己可以如何做。”

本茨说自己是一个相信时间的人,他认为,做什么事都不能急躁,唯有长时间耕耘才能有所收获。

“当你没坚持要做久,你一来到就要快速解决问题,这样行吗?对我而言,让它(计划)进行久一点没关系。若你教他们直接向政府申请援助金,还不是一下子就花光,所以现在先让他们辛苦一点……”

对于目前所作的一切是否真能解决城市赤贫家庭的问题,本茨说他没有最好的答案,但他认为时间会带来答案。

“你可曾看过欠下大耳窿的人成功还清债?这怎么可能,最终结局可能是孩子去杀掉大耳窿,以解决问题。这就是所谓的环境循环,处在一个受迫环境,难以担保一个人不去打枪或吸毒,我们只能协助他们脱离这样的循环。”

脱贫:可实现的梦想?

也的确,每名坐在Alka Ria人行道上等待食物的赤贫妈妈,各有各自的烦恼。

一些就如本茨口中说的欠大耳窿的钱,一些则是没有稳定的栖身之所,而部分嫁给本地人的移工妈妈,更须烦恼孩子没报生纸,无法上学的问题。

例如来自彭亨的诺丽,她一家就被迫寄人篱下,居住在一名善心老人曼伯(Pak Man)所搭建的简陋木屋中。她当初在Alka Ria等待救济食物时结识了曼伯。

诺丽的丈夫在八打灵一家餐馆打粗工,每月薪水只有900令吉,由于经济拮据,她只能把4名孩子送往秋杰区辅导与关爱学校(Sekolah Bimbingan Jalinan Kasih)接受免费教育。

我后来跟着本茨走访了诺丽的住所。诺丽直言,她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家宅。

但她不禁怨叹,目前太难想象经济能力会有好转的一天,每晚只想到Alka Ria人行道领取救济品,也见见在那里结识的朋友解闷。

至于41岁的诺莱达(Nor Noraida)则是嫁给本地人的印尼妇女,她与丈夫及一名几个月大的孩子就在秋杰区士拉央组屋(Selayang Flat)租下一间房,每月必须支付400令吉租金。

诺莱达的家户收入不算太糟,丈夫在商场当保安员,月薪加津贴约有2300令吉,只是无奈欠下了大耳窿一大笔债,每月须偿还1000多令吉。

“我的丈夫之前替朋友作保,结果欠下大耳窿1万5000令吉。”

她强调,自己之所以会到Alka Ria人行道领取救济,主要是想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。等到哪天还清债务,她也不想再回到那里。

“那里是属于穷人的地方,唯有真正的穷人才可到那等待救济物品。”

前文:秋杰夜街头(上):昏黄街灯下的读书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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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《当今大马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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